映象新闻

在后来的封建社会，当成文法条出现危机的时候—无法可依或有法而失之偏颇—礼便通过司法大家的创造，一次又一次地拯救了法。

人格权是民事主体依法享有的民事权利。人格消亡，人格权亦灭亡。

这一结构的抽象层次包括人格尊严、人格自由、人格平等和人格独立四个方面，此基础上，抽象阵容再以具体的人格权予以填充，从而构造出既有抽象又有具体跟随的人格权体系。第二层次为抽象人格权的分类型结构安排，在此，可以分别多种类型予以规定。[10]基于自然人人格的法律确认性质，在法律人格部分，需要对人格的法律确认作出宣示式的表述，如生物性意义上的人，依据本法拥有民事权利能力，成为民事主体。而人格权非独立的主要论证依据即是人格权非法定主义。生物性意义上的人能成为法律上的自然人，是法律对由人类意识所支配的具有社会性、伦理性的人类成员的主体性的尊重，也是对由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尤其是商品生产交换所阐发的主体独立、平等等权利要求的法律肯定。

一是考虑到人格权规范数量较少这一现象，于民事主体部分设一至二节对人格权的类型、权利义务做出规定。第一种体例是在人身权法中设置人格权和身份权，如《法国民法典》，第二种体例是设人法编，就人格的一般规定和人格保护做出规定，如《瑞士民法典》，第三种体例是于侵权行为法中规定人格权，亲属法中规定身份权，如《德国民法典》、《日本民法典》。[14][美]海伦·英格兰姆、史蒂文·R．史密斯编著：《新公共政策—民主制度下的公共政策》，钟振明、朱涛译，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73页。

公民监督权的各项权利的同质性决定了其作为同一类基本权利而存在，异质性则蕴含着公民监督权体系的复杂性。在计划经济时代，整个社会处于高度的组织化状态，公民提出的批评、建议等可以通过组织的形式进行。达尔认为，个人在权力面前是无能为力的，个人只能成为组织或利益集团中的一员来参与政治。请愿权在权利的司法救济制度尚未完善、人民的参政权受到限制甚至言论自由也未完全确立的时代曾经具有重要意义，但随着上述权利保障制度的完备，其重要性日渐式微。

个体监督受人员分散、信息单一、力量单薄、缺乏组织性等因素的制约，往往难以发挥监督的效能。因此，保障公民监督权的实现首先必须进一步加强对言论、出版、文艺创作自由的保障力度。

在公民监督权行使的手段上，既有较为温和、理性和有序的监督行为，也有较为激烈甚至影响社会秩序的监督手段。外围权利群既作为独立的宪法基本权利而存在，又是广义的公民监督权内容，更是公民监督权有效实现的最为重要的条件。公民监督权内容的不断丰富和充实还与公民监督权赖以存在的制度背景密切关联。三、公民监督权体系的宪政价值 作为权利体系而独立存在于我国宪法中的公民监督权具有重要的宪政价值和现实意义。

而且这种社会组织的出现，是为民主过程本身运作所必需的，其功能在于使政府的强制最小化、保障政治自由、改善人的生活。[8]参见吕丁旺：《论人民陈情权》，台湾国立中正大学法律学系研究所硕士论文，2004年提交，第14、15页。[4][美]罗·庞德：《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法律的任务》，沈宗灵、董世忠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06页。群体监督是一种有组织的监督，其监督效能显然要大大高于前者。

批评权、建议权：检举权具有政治性，其他三项权利的政治性不明显。1954年《宪法》在规定了公民的各项基本权利后的第97条规定：公民对于任何违法失职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有向各级国家机关提出书面控告或者口头控告的权利。

监督权利的行使在客观上也会促进社会公平与正义。当政治形式是少数服从多数时，社会利益和预见利益的分配，往往能够满足或相对满足大多数人的利益要求，否则，多数人共同行使监督权的压力无疑会导致权力的行使者调整利益分配政策。

另外，取得赔偿权和申诉权基本上不属于政治性权利，将其归类为参政权是不周延的。《宪法》第41条的公民监督权条款既未紧随第34、35条政治权利之后被当成广义的政治权利或参政权来规定，亦未在各项实体性权利规定之后作为获得权利救济的权利予以规定，原因在于这些权利行使对象的同一性，即都是针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监督手段。[6]韩大元等：《宪法学专题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05页。请愿权说认为，批评权等六项权利是请愿权的观念发展形态，也就是在实质上属于请愿权，从这六项权利来看，‘监督权基本上仍近似于或相当于传统宪法学上所说的请愿权，即人们对国家或其他公共机关就一定事项而提出希望、不满与要求的一种权利。二、公民监督权：一个综合和丰富的基本权利体系 建国以来我国历部《宪法》规定的公民监督权的具体内容不断发生变化。[11]参见朱福惠主编：《宪法学原理》，中信出版社2005年版，第16页。

如果国家权力得不到有效的约束，任何人的自由都会化为乌有。申诉权、控告权、检举权、取得国家赔偿权是一种明显具有刚性色彩的特殊表达自由，有关国家机关必须予以受理。

公民监督权体系由核心权利群和外围权利群构成。可以看出，《宪法》对公民监督权内容的规定呈现出强化的趋势，并且逐渐发展为一个综合且复杂的权利体系。

韩大元主编：《宪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310页。[3]韩大元等：《宪法学专题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06页。

(2)申诉权和取得国家赔偿权具有明显的目的上的救济性，该公民必须是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相关行为的直接利害关系人，其目的在于公民对自身利益的救济。[11]从理论上来说，宪法秩序应当是一种正义的秩序，即宪法的制度安排应当充分体现正义的要求。总之，无论是公民为维护自身权益还是出于公共利益考虑而行使监督权，只有激活宪法赋予公民的言论出版等自由，才能保证人民监督政府富有实效。它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1)批评权、建议权、控告权、检举权的行使具有公共性，批评和建议的事项可以与公民自身利益有关，也可以无直接关联，而只是出于对国家机关的活动的关心，控告和检举是针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进行的，但并未要求公民是违法失职行为的直接受害者或利益相关者。

综观上述对《宪法》第41条所涉基本权利的各种概括，并结合我国《宪法》对国家制度和公民基本权利体系的整体安排，可以发现没有一种概括比公民监督权的概念更能够体现出立宪者的充满豪情的制宪意图，并折射出该权利内容的民主理念和人民当家作主的理想。这在2007年厦门市民为抵制PX化工项目和2008年上海市民为磁悬浮铁路项目而进行的集体散步事件中有着清晰的表现。

作为权利体系独立存在于我国《宪法》中的公民监督权具有重要的宪政价值和现实意义。[5]参见魏定仁等主编：《宪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19页。

在公民监督权行使的方式上，既有以个体的方式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进行监督，也有以群体方式进行的监督。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认识公民监督权体系及其宪政价值，如何实现这一权利体系的宪政价值就成为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批评权等六项权利可归为请愿权的范畴，但是请愿权并不限定于这六项权利，从请愿权的定义不难看出，集会游行示威自由也包含在请愿权的范畴之中。在宪法的基本权利体系中，公民监督权的性质具有一定的程序意味，它是为实现其他宪法权利而存在的一种权利，是获得权利救济的权利。公民监督权的具体内容既有以上性质上的不同，还存在着结构上的差异，即有着政治性权利和非政治性权利、实体性权利和程序性权利等交叉的状况。正义是人类社会普遍认同的价值目标，它具体表现为社会正义，即社会制度的公正性、合理性，其核心是社会分配制度的公正性问题。

然而，宪政更高的价值目标是对少数人即弱势群体的公平合理的对待，其终极目的在于重视人的尊严、保障每一个公民的宪法权利。公民监督权因各项具体权利的目的、方式和结果的不同，具有各自的特性，这种异质性蕴含着公民监督权体系的复杂性。

我国宪法和法律中至今也未明确使用这一概念。例如，公民通过行使监督权利体系中的外围权利如集会游行示威等自由反映诉求、表达不满。

内容提要: 公民监督权是我国《宪法》第41条规定的一项独特的基本权利，也是一个综合而复杂的权利体系。因此，在推进我国公民监督政府的过程中，应当本着人民当家作主和以人为本的精神，从我国国情出发，借鉴国外成功经验，进一步完善保障公民结社自由的法律制度，调整与改革政治社团监督的内容和形式，使公民能够通过社团等组织化的形式有效地监督政府。